日本长崎，实在不算是一块大地方。但是，那里的“国际味儿”却格外浓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基督教文化的相融互动有着密切关系。漫步在长崎的街道上，总能和散发着江户幕府时代气息的古建筑和老故事邂逅。或是天然的地理位置所赐，也如日本作家远藤周作那样特意在此寻寻觅觅文学的某种“原点”。

2018年，包括长崎的大浦天主堂在内，当地相关“潜型基督徒”的建筑群，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所谓“潜型”，就是在江户时代幕府的禁教政策下，表面佯装成佛教徒、骨子里却一直装着基督教信仰的信徒们。由此可见，基督教对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思想所持有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当然，再准确一点讲，这里的基督教主要是指天主教。

战国时期，在长崎岛原、熊本天草两个地区，在强烈信奉基督教的武士大名有马晴信、小西行长2人的影响下，当地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伴随教徒群体的庞大化，进入江户时代后，幕府对此深感危机。在西方文化和体制的冲击风险下，这既是一种无知的恐惧，也是一种不自信。

长崎的岛原和熊本的天草，一南一北隔海相望。在江户时代初期，前者属于“肥前国”，后者属于“肥后国”。然而，沉重的赋税缠身，基督教横遭的粗暴镇压，都成为时代易主的“起爆剂”。小西行长虽为不可一世的领主，但在关原之战中败北并被斩首。而有马晴信的命运则更是被时代开了个玩笑而捉弄至极。1610年，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后将其击沉，并以此向幕府表功。为使自己“朝中有人”，让对方多为自己美言几句，以图领地之利，有马晴信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不料却倒霉地使贿赂“东窗事发”，最终导致被流放并自尽。由此一来，岛原的藩主成为松仓胜家，天草则变为寺泽坚高的天下。

和基督徒的大名时代不同，易主之后，画风突变。松仓胜家作为一个“无神论”大名，残暴贪婪，又有野心，压榨民脂民膏，大兴土木，民众苦不堪言。这样的统治为日后的反抗和起义埋下伏笔。不仅如此，他对基督教徒的残害更是“罄竹难书”。对于不服从命令依然继续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松仓胜家就会把他扔进火山云仙岳的火山口里。寺泽坚高是不输松仓胜家的残暴之君，对于基督教徒则直接采取泼热水、火烤或投海的酷刑。同时，在自然灾害的年份没有庄家收成，农民也要缴纳一样沉重的赋税。如果交不上便会招致严刑拷打。重压之下，大战一触即发。

用中国的老话讲，“哪里有欺压，哪里就有反抗”。1637年，在群众推举下，仅有16岁的少年、虔诚的基督教徒天草四郎被视为传说中的“命运之子”，由其担任首领，发动了农民暴动，足有3万人之多。从史学角度看，基督教徒对抗宗教迫害或只是“外衣”，农民起义奋起反抗对时代的不满才是历史的车轮。虽然起义军最终被12万的官军所挫败，但也加速了幕府彻底推行闭关锁国。不少史学家还将此关联中国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让两国时代更替和历史沉浮的故事读起来更加生动。

锁国后，日本陷入长达200年的“闭门”状态。即便如此，长崎仍然是唯一保留限定性对外交往的城市。是否可以说，当日本把国门关上时，其实也留下了长崎这样一道感受外来空气的“门缝”。时过境迁，当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透过长崎这面镜子，能够读出日本那些封闭和开放背后的起起伏伏。谁又曾想到，在包容和共生中延展的日本基督教，400年前却是风起云涌中的“主角”？（2024年11月27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