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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史漫笔221】丰臣秀吉的“隐居”伏见城并非“隐于世”

来源:日本华侨报    

京都,是到日本旅游和探史都不可错过的“宝库”。在古色古香的“必看榜”里,“伏见城”算一个。但日本坐拥无数名城,伏见城又深藏于这个千年古城里,似乎并没有那么高的辨识度和名气度。有人说,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我看来,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座城堡从诞生起就自带的“隐居”色彩。

根据奈良兴福寺塔头多闻院保留下来的僧侣日记记载,“伏见城是一座隐居城”。古往今来,诸侯将相,掘川筑城,刀光剑影,成就一座又一座名城。城堡是权力之巅,是王位之争,是地位象征。往往“血性”十足。相比之下,伏见城略显“安静”,丰臣秀吉将“关白”和在京都的政厅让于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后,选择在此“归隐”,才修此城。换句话说,丰臣秀吉为自己安度“退休生活”选择了一处“良栖所”。

那么,为何选址伏见而不选其他?这里面,除了因为伏见这个京都南城南邻宇治川,坐拥指月山,尽收静谧风景之外,更重要的一说是,丰臣秀吉戎马一生,但亲眼目睹自己的长子鹤松、弟弟秀长、母亲大政所等身边人相继离去,对于死亡有着自己难以言说的“恐惧”。伏见的日语读法和“不死身”相同,意味着丰臣秀吉对不死不老之身的向往和执着。中日文化的相通性在世界范围都具有代表性,古人对衰退和死亡的抗拒、祈祷和对“命硬”的渴求,已然是中日生死观相似的一部分。从大阪到京都,从大阪城到伏见城,一路看来,我是别有一番味道在心头。谁曾想,伏见城这个“隐居”里,有着丰臣秀吉的另一面,也成为解读他的另一个窗口。

历史的捉弄则是,从1592年到1598年,从丰臣秀吉下令造城到在此离世,不过6年时间,伏见城既没有躲过在地震中被尽毁的打击,一代枭雄也最终没能成为“不死身”。如今,当我只能从外围看一看因为耐震标准原因未能准入的模拟天守阁,丰臣秀吉的隐居之想和不死之梦仿佛就在眼前。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两个名垂日本史册的人,如我在关于日本古城的其他游记里所说,于地理空间上,于时间篇章里,都有着像被命运造化过的诸多交集,而伏见城又是其中之一。虽然历史走向早有定论,但从人物个体而言,似乎也说不清究竟谁造就了谁,谁成全了谁,谁超越了谁。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也带来了后世各种各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城堡,伏见城或许算不上夺目,甚至因为模拟的天守阁而缺乏正统概念,在专家学者的眼里建筑、设计、艺术的分量也微乎其微。但是,历史不以高低论英雄,故事也不以篇幅辨精彩,这样的伏见城,见证的丰臣、德川两大家族之间的此消彼长和时代博弈丝毫不逊于其他。

其实,一来到伏见城,我便想起京都三十三间堂东侧的养源寺等几个地方的“染血天花板”。当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已踞伏见城,历史正在从丰臣走向德川。德川家康在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也开始与更多人树敌。率重兵前往会津的德川,将伏见城的生死交付于自己最忠实的家臣之一鸟居元忠。和敌军相去甚远的留守兵力之薄弱,让伏见城的命运早就被定格。但同时,也造就了《名将言行录》里与德川家康挥泪告别、以身献城的一代忠臣鸟居元忠,也造就了伏见之战作为天下皆知的关原大战“哨前战”的名气,更造就了德川家康在此掀开新政权篇章的“伏见视角”。丰臣秀吉恐怕没有料到,自己的一个“隐居”,却在日后的天下之争中上演着如此惨烈、壮烈的故事。

遗憾的是,鸟居元忠将士血撒伏见城,直至关原大战结束,遗尸遗骨都未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鲜血渗透至地板再也洗不掉,相传这些木材就是日后京都寺庙里“染血天花板”的由来。还有人说,德川家康成就了原本会名不见经传的伏见城。因为善于用计的德川家康,早就预料伏见城和鸟居元忠的归宿,在此以少诱多,为关原之战铺平了路。更有学者算过一笔账,德川家康在将自身据点转至伏见的1594年到1600年的2304天中,以及1601年至1606年的两个历史时期,在伏见分别度过了大半的时光。同时,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日后虽分至三处,但均生于伏见。因此,学者一般认为,伏见城是德川幕府另一个意义上的政治起点。

伏见城虽然没能像大阪城那样闪着日本天下一统的光耀,但也有不可复制的价值。接续着伏见城的大守门,在大手筋和两替町通两条路交叉点的西北位置,至今还立着一块“银座”的旧址石碑,而伏见地界内类似关于“银座”的旧址石碑绝非一处。“银座”始于京都,是伏见留给历史的一个“想不到”。只是,“此银座非彼银座”。伏见城伴随着德川家康重心的转移,以及德川家族的消逝,最终走向城没,但银座作为当时的铸币场所,充分体现了这位霸主的霸权意识和天下思维。看着街道上的车辆过往,透过绿色中的伏见城,数百年前这里的经贸繁荣与城市烟火也仿佛被人捕捉。

和其他城堡无异,伏见城现如今也作为现代城市的一隅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属性和公益属性,供人们休憩和游玩。附近的明治天皇陵,也为伏见城平添了更多的日本味道。当把伏见城置于身后,与这个城市告别时,我最大的感慨是,以“隐居”起家的伏见城,绝不是“隐于世”的小城,而是日本战国历史的一处“大隐”! (2024年9月12日晨写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