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对大隋王朝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这也难怪，因为它的历史比较短暂，再加上出了一个“暴君”隋炀帝，把国家的统一乃至大运河这样的工程都建立在“暴政”的基础上，让人感觉“大家”牺牲了“小家”。但是，也应该看到隋朝建立以后，在外交上有不凡的表现，那就是努力改善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希望能够尽快地恢复在南北朝时期遭到破坏的华夷等级关系。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碾灭陈国，实现了国家统一，随后就开展了一项“文化外交工程”，制定了包括倭国在内的各种音乐。我们常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隋文帝的格局更大一些，认为“世界的就是民族的”，这实际上是为各国使臣——外交使节前来朝贺铺平道路。结果，倭国也真的接招，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倭国在间隔122年之后，第一次向隋国派出了使节。

不过，这件事情在中国史料上虽有记载，在日本史料上却无记载。究竟是有意识忽略不计，还是没有记载的能力，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则认为这个使节只是朝鲜的镇将们的私使，完全不能代表日本朝廷，因而不能看作是第一次遣隋使。他认为这是中国史料在抬高自己的一种表现。

不过，在这次“倭国来人”之后，隋文帝倒是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的胸怀，为了知己知彼，“令所司访其风俗”，结果得到的讯息是“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与大隋王朝的官僚行政体制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于是训令改之”。显然，隋文帝没有把倭国当外人，而是当做自己的属下了。

到了大隋王朝第二任皇帝——隋炀帝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又派出一位“男身女名”的小野妹子率团出访大隋王朝，也就是所谓的“遣隋使”。这件事情，在中日两国的史料上都有记载，也就是说，是双方都承认的。

新的外交问题出现了。这位遣隋使带给隋炀帝的国书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摆出了一副平起平坐的姿态。隋炀帝怎么能够容忍这种“平等的追求”，立即对鸿胪卿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隋炀帝说归说，做归做，第二年还是派使臣裴世清回访了日本。

到了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遣隋使再次访问大隋。这次，日本天皇没有做让步，却做了一些变通，国书的抬头写明：“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非常巧妙地避开了隋倭两国之间的主从关系、上下关系问题，而且随团还带来了一批有文化追求的留学生、留学僧。都说现代人讲究“外交无小事”，其实早在隋代就显示出来了。

日本遣隋使前后到中国六次，其频率远远高于后来的遣唐使。只有交流，才能够促进相互理解。至少，在后来“二十四史”的《隋书·倭国传》中，其对日本的认识比《魏志·倭国传》要进步了许多。

日本遣隋使留下的最大“外交后遗症”，就是日本认为日中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所以，千百年来日本都在追求日中关系的“平等”，为了这种“平等”，或者说为了报这“不平等”的一箭之仇，后来日本都做了些什么，似乎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说了。但是，日本的这种心理阴影面积，至今也没有消失。

“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2024年4月27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