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新中国成立短短70多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例如，我们在国际学术论文发表和专利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综合军事实力也位居世界前列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这是无容置疑的。

然而，在软实力方面，特别是中国在自主构建知识体系方面还跟我国在国际上的综合地位还极不相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知识、理论、概念和方法，甚至到了言说必西方的程度。久而久之，我们产生了依赖的心理，拿来主义盛行，把西方的知识奉为圣典，不敢越雷池一步，完全把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抛在脑后，创新只停留在口号上。例如，我们在做中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体系创新调研时，发现国内能够提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学者寥寥无几，很多著述都是“贩卖”西方的知识，成了名副其实的“搬运工”。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存在，在其他学科也大抵如此。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为其称霸世界服务。当然，我们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但至少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依靠西方的知识体系而完成。

因此，国家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提出自主构建中国式知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总遵循，二十大报告提出自主知识体系目标任务，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意志。目前各个学科都在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问题。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人文学者理应自觉承担这一任务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自主构建知识体系既要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解决中国知识体系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也要借鉴人类社会的先进成果，包括西方国家的经验知识和实践知识。也就是说，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有依托中国文化的内视角，也有借鉴国外先进成果的外视角，更要有胸怀人类的全视角。

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具体内涵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区域国别学就是适应时代需求的一个具体表现。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容量很大的交叉学科，可以授予经济学、法律、历史、文学四大门类的学位。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对对象国和区域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培养“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跨学科人才，助力中国实现强国梦想。

区域国别学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咨政建言”四位一体的建设任务。它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区域国别学主要是学习和研究国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但只是一种手段，主要目的是为了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一段时间，国内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区域国别学就是让大家写咨政报告，甚至就是专门写国际关系方面的咨政报告。事实上，撰写咨政报告只是区域国别学的一个任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同样重要。例如，我们研究欧盟的新能源政策，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开展学术研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或者咨政报告，为中国的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参考。

区域国别学发展的现实需求有三个方面，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需要。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急需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甚至领导全球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传统的治理经验已不能适应国际格局和形势深刻而重大变化，也不能有效应对这一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对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国家现代化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的客观需要。二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必须借鉴国外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而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特色。在目前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应该对吸收、借鉴国外的知识持开放态度。三是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尽管中国高校基本上建立一整套学科体系，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交叉学科人才，基于实践而开展的学术研究和服务国家需要的对策性研究，以及有利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研究成果，而区域国别学研究将助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区域国别学主要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论、世界文明互鉴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论三个理论支撑，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论。共同价值是一种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人类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对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的共同态度和立场，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价值取向等要素，突出表现于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三个重要维度，对应着个体、群体和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论不同于西方社会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论”，而后者的实质是西方价值论和西方中心论。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指导下开展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是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复杂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同服务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二、世界文明互鉴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华彩的乐章，共同构建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归根到底更是生物多样性演变而来的结果，因此文明的内涵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拓展。文明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总和，其中科技文明发挥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表明，一部人类史既是一部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这从人类从蒙昧时代的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数字文明和宇宙文明的演变可以明显地看出。世界文明互鉴论超越了西方学者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历来主张文明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交流共生。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论指导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摈弃了“西方中心论”或者“欧美中心论”的单向维度，强调开展对象国和区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为了交流互鉴，而非突出“中华文明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是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思想观点。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论。人类社会经历了所谓“城邦共同体”、“国家（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其中人类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超越个人、阶级、民族狭隘私利，享受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和民主与自由权力的和谐世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的变化，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等思想观念汲取营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也是情感共同体、责任共同体，需要不断弥合分歧和减少矛盾才能向前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持久和有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就是要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咨政建言方面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为世界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区域国别学的“三段论”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是基础和根本，世界文明互鉴论是手段和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是目的，既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服务，又为世界文化知识宝库增光添彩。（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部分内容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