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和教育的竞争，国际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是战略性人才竞争。“战略性人才”是科技领军人才，在培植科研精神，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带领科技人才发展方面取得突出贡献的人才。他们是科学家和战略家的融合体，是关键人才中的关键，是重点人才中的重点，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战略性人才很重要，但战略性人才需要有组织培养，系统的专业的学术训练非常重要，培养职业科学家非常重要。
战略性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最难的人类活动之一，特别需要高等教育助力，也需要大中小一体化协同。
高等教育之于战略性人才培养。高等教育是战略性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阶段，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指出：“大学之于社会的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大学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和创新思想源泉，不仅要源源不断的产生伟大的思想和成果，更要持续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引领人类社会。”战略性人才培养需要让学生与杰出科学家保持经常性接触，形成杰出师资和拔尖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快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培育建设高水平、体系化重大科技平台，推动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重组。打破高校学科壁垒、整合优质科教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建“学院＋研究院”的协同育人平台，构建适合战略性人才成长的生态系统。集合高校优势资源协同服务战略性人才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机构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构建科学家共同体，强化科学文化。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对于提高战略性人才的科研水平、增强影响力和责任感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从而拓宽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方案。通过与海外高水平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引进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和专家来我国工作，为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战略性人才培养的国际化；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吸引一大批创新创业团队，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通过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实现高校发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和课程，打出一套应用型本科建设的组合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基础教育之于战略性人才培养。通过推进跨学科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通过推进多元化考试评价体系，避免过度应试；通过加强大中小一体化培养，鼓励院士等科学家为中小学授课，为科学教育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2021年，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从战略层面强调“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加强探究实践”，培养学生形成“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的意识。战略性人才培养不仅仅是智力性培养，还必须强化智力性和社会性的整合性优越。需要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避免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和记忆，而忽视了学生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培养。特别需要建构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术探究和科研实践为主要学习方式，激发并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帮助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儿童时期和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石。教育创新体系建设亟需进行系统性变革，加强基础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大而迫切！
家庭教育之于战略性人才培养。战略性人才的成长需要几代人积累，既是经济的积累，也是文化的传承，更是人脉的构建，家庭教育对战略性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影响，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塑造孩子的学习态度，还可以促进孩子的个性发展。家教，透露着家族的思维品质，也关乎民族的延续传承。考察部分江苏籍院士的家庭背景，多数院士出身条件较好，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许多江苏籍院士在家庭教育的培养下，形成了独立自信、开放包容、创新敢为等鲜明的个性，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现了风采。金坛籍院士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在数论领域创立了著名的华罗庚数学奖。宜兴籍的程天民院士出生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中学阶段受到爱国、爱校教育，锻炼了战胜困难的坚强，14次参加中国核试验，发现并命名了“骨髓巨核细胞被噬现象”，研究成果居于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首创了中国唯一的复合伤研究所，被誉为中国防原医学特别是复合伤研究的开拓者。泰州籍两院院士常印佛师范毕业的母亲不仅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更以严格家教帮他养成了良好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吕敏院士的父亲吕叔湘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专业上有极深的造诣。苏州籍的顾诵芬院士出生于祖上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名门唯亭顾氏，他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无锡籍薛禹胜院士的父亲曾任荣氏集团总裁。唐孝威院士的祖父唐文治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苏州籍施仲衡院士的父亲施纯丞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出生于江苏溧阳的工程院院士程顺和是作物遗传育种专家，素有“南方麦王”之称，他母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多次被选为人民代表，评为劳动模范。来自淮安的顾逸东院士的父亲顾准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江苏，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江苏籍院士有机会从小接受优质教育，成就辉煌人生。
教育是国之重器。现代化教育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互促进，相互成就。每一次科技重大发展与创新，每一次产业变革与生活方式转型，均影响乃至改变着教育。教育的转型升级也深刻影响着科技、产业变革。教育、科技、产业一体化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课本就是世界，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才是课本。从科技创新到科教融合，从产业变革到产教融合，科技资源、产业资源因地制宜地运用到教育中，可拓宽人才培养的视野，深化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发挥科技界和产业界力量，加快提升原创引领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产学研多向互动，构建紧密衔接的创新体系，产业影响专业，专业引领产业。产业与教育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相互整合，双向发力。通过共建重点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模式，提供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具有强大的主体性，政府要充分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组织、协调、动员、整合创新力量的作用，打通政产学研用之间的堵点和政策壁垒，协同服务人才成长。在国家创新体系下将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结合，将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对接，加强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联盟，确保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产聚才，以才兴产，产才融合。以产业集聚形成创新集群，实现资金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四链融合。
战略性人才的评价与激励。评价战略性人才是学术评价、创新评价的天花板。著名人才学专家王通讯老师的学术观点给了我们启发，人才评价要关注三态：持有态、发挥态、转化态。统揽这三态，任何指标和权重都难以衡量战略性工作的创造性和复杂性，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对于战略性人才来说，激发比评价、考核更重要！对于战略性人才要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充分激发，在政策制定上为人才松绑，让人才自己解放自己，把自我评价发挥到极致，把评价的科学性交给科学家。因此，树立以科学家为本位的评价激励政策，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赛马”制度，构建自由、信任、开放、包容、激励的人才创新生态文化。实现三个转变：由宽容失败到奖励成功，由评价过去到激励未来，由评价人才到成就人才。创新评价制度，把对战略性人才的奖励改变为人才薪酬的绩效分配，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对于战略后备人才的评价主体，建议构建国际与国内专家相结合的评价主体团队，引入产业界、社会高水平专家和国际同行专家组成的评估团队，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赋予不同评价主体相应权重，真正把战略性人才的创造性激发出来。对于需要保密的战略性人才的研究成果，只能按照规定小范围评价。对于从事基础研究时间长、成效不明显的人才，在评价中关注进展即可，不可过度干预。如果不得不考核，建议建立长周期考核和评价体系，给科学家的自由探索更大空间。对于战略性人才的评价，事关重要，绝对不能无效评价！！！评价不精准，影响战略性人才作用发挥，甚至导致人才流失，更有甚者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在评价思维上摒弃用行政化思维评价科学家，特别警惕：我国人才流失的真正原因在于太过于注重人情世故，反而忽视了科技的发展。建议构建评价平台，运用现代科技技术，适时收集整合战略性人才科研活动，将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以及加密技术运用到战略性人才科研成果评价中，通过大数据提高战略性人才评价的效度和信度，形成“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文化理念，特别需要营造良好的评价文化。评价文化是更高层次的评价要素，通过评价文化引导战略性人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科研献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治理制度，爱护、团结、激发并保障战略性人才，服务人才、赋能人才、成就人才，构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的深邃洞见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怀，必要的时候需要强化立法保护。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引育顶尖科创人才，储备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管理经验、国际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借脑研发、借智升级。美国的人才库是全球的，具有超级强大的吸纳外源性人才功能。20世纪的美国形成世界创新高地主要原因在于大批像爱迪生、贝尔这样的科学家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进行了转化。
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卓有成效，商代出现了十进位计数法，西周早期掌握了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首次提到分数、负数及加减运算的法则，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表明当时的数学知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国对世界科技做出的贡献。我国的科技水平一度超过欧洲，但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革命，逐渐拉大了我国与西方的差距。特别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7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18世纪开展启蒙运动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都因基础科学领域巨大突破带来技术革新，催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而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成就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夯实战略性人才培养基础，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动我国向着“科学强、技术强、创新能力强”的世界科技强国迈进，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及其后备人才。培养战略性人才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四个面向”，整合优势资源打造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队伍，高能级的载体平台，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高匹配度的人才供给，高品质的人才生态，以更强烈担当，更务实举措，更过硬作风，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全力打造人才发展现代化先行区，充分激发人才活力，让更多“千里马”创新创业竞相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