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水寺主持森清范挥毫写下一个大大的“金”字，2024年的年度汉字正式揭晓。对这此场景，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金”字的含义，而我关注的则是“汉字”本身。因为，汉字使中日文化血脉相连，是中日文化交流史最明确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

日本最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是通过“口口相传”而使“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是从大陆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为日语标音，才使日本人开始拥有文字。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一幅人物画像的48字铭文的出土，证明汉字至迟在5世纪已传入日本，并因此产生深远意义。如大野晋在《日本语的成立》一书中写言，“汉字意味着第一批归化人在文字标记上留下的足迹，深深嵌入日本文字史。”之后，汉字逐渐演化出万叶假名、片假名、平假名。

在日本历史上，每次重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几乎都伴随着文字的变革。几乎贯穿整个8世纪的奈良时代是所谓“唐化”时期。但是，在此之后出现的日本文化是“唐风与和风”并存的“新文化”。按照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的说法，“新文化出现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日本人于九世纪发明了行之有效地书写日语的文字，即假名”。“假”就是“借”。“假名”就是相对于“真名”即汉字的“借用的字”。

假名的创制既显示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同时也显示出削弱中国文化影响的倾向。早在江户时代的1866年，前岛密就向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呈上了《汉字废止之议》。他提出：“救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教育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

明治维新以后，要求限制乃至废除汉字的声音不绝于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认为，如果不限制汉字，日本就不可能进步。东京大学国史学科创立者、著名史学家重野安绎也拥护“汉字限制论”。也有文人主张完全废止汉字。1886年，小岛一腾发表了《日本新字》，提出了“汉字全废论”。但是，上述论调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哲学家和教育家井上圆了提出，“吾国民之道德，无疑以忠孝为基础。忠孝之概念不独以语声保存于吾等精神之中，而且与文字一起留存于吾等头脑中。”井上圆了甚至喊出了“汉字汉学万万岁”的口号。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国民丧失自信的社会氛围中，有些人认为，日语落后是日本战败的原因之一，“汉字全废论”被重新提出。1945年11月12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称，“废除汉字可同时促进我们扫除头脑中存在的封建意识，奋起追求美国式干脆利落的效率”。一些实业界人士也跟着鼓噪。例如，伊藤忠商事社长伊藤忠兵卫宣称，“汉字已不合社会生活的节拍。”

日本能否废除汉字？根据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首倡的“语言世界观”的观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是由语言结构决定的。”美国德裔语言学家萨丕尔和伍尔夫，更是明确提出，“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结构。”日本虽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西化”，但是，使中日文化血脉相连的汉字，却是无法废止的。试问，日本吸收的大量西方文化概念，有多少是以汉字为载体的？没有“文化”，日本将如何翻译culture这个词？如果废除汉字，“令和”这个年号将如何表示？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