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向来不拒“拿来主义”、又擅长加以改造并创新的国家，日本的近代化散发着强烈的西方气息，也留下了不少西方人的足迹。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1996年2月日本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邮票上的西方男子穿着帅气，浓眉大眼，目光如炬。看了邮票下方的文字介绍，我才恍然大悟想起来，原来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西博尔德。

我曾多次前往长崎市，早就听闻市内有座为外国“功劳者”设立的纪念馆。地处环境优雅的自然之中，绿色环抱，拾级而上，低调的红砖建筑透着淡雅的西洋风。在颇为英俊的西博尔德石像面前，花开得很艳，构成了一幅很有味道的画。作为近代日本十分国际化的开放港口之一，长崎市的确有着不少耐人咀嚼的交流故事。谈及日本的近代医学，正如日本的自我定位一样，西博尔德应是一个值得花些笔墨之人。

西博尔德是生于德国的医学家、博物学家。他的德语全名写作“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西博尔德家是医学名门，德语中在姓氏之前加上“von”，是指贵族阶级之意，这足以显示西博尔德的出身高贵。虽然如此，西博尔德绝非纨绔子弟，在西博尔德姓氏人才辈出、多为医生和医学者的大环境中出类拔萃。不仅如此，他立志于东洋学研究。或许，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

1822年，西博尔德前往荷兰，在这里开启和东方的“不解之缘”。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19世纪初的荷兰，正与扩张的海外殖民挂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气”也众所周知。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的话，搭上荷兰这条出海的船，其实是西博尔德影响日本的东方之旅的原点。对于现代的日本社会和普通人来说，西博尔德的学者色彩占据主流。但随着一些研究的推进，尤其是发现了西博尔德当年以荷属东印度陆军医院的“外科少佐”身份写给位于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名）的荷属东印度总督的信函，特别是其中还附有日本江户城“本丸”的详细图示以及武器图解等资料，日本学者也开始认为，西博尔德并非只是单纯的医学学者。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日本社会对西博尔德的功劳认可和历史兴趣。

1823年，西博尔德经由巴达维亚来到日本。如果细数日本史，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锁国时代。这一年，正处江户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掌权下的文化·文政时代，也简称为“化政期”。在炎热的7月，西博尔德以荷兰商馆的医者身份抵达长崎的出岛，第二年就在长崎市郊开办了学塾兼诊所，并开始接收门徒。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一个医学学者，还是一个“活动家”。在出岛的几年之间，西博尔德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日本的资料，包括动植物标本等等。今天，如果你到莱顿大学图书馆、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地，都能够看到他的大量收藏品。因此，西博尔德不仅将西方医学带入日本，为欧美带去“日本”、带动19世纪的东西方互通也有着无法忽视的作用。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西博尔德和日本的交流有着浓厚的近代欧洲科学教育的痕迹，这些可从德国的波鸿鲁尔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日本人提交的论文，以及西博尔德在上面进行的批注中找到一些答案。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之所以追崇这位德国医学家，只要数一数美马顺三、冈研介、高野长英、伊东玄朴、伊藤圭介等日本这些显赫的医师、植物学家等这些他门下的学生大名就知道。

东方国家的近代史中，大多无法抹掉西方因素的介入。闭关锁国之中的西博尔德，也经历过被当地政府监控、许可出入、被驱逐、再到传播和教育的转变。西方学者在日本的个体变迁，折射的也是日本从闭塞走向开放的历史光影。

西博尔德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外”人，但却是近距离观察其近代化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日本走向近代的一种特性。（2024年9月27日写于安徽旌德宣砚集团招待所2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