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深陷疫情泥潭迟迟难以脱身，以新型变异病毒为主的新一波疫情来势汹汹，部分城市又不得不继续进入实际效果饱受诟病的第三次“紧急状态”。就在这全国疫情困境之中，日本还是接连爆出公职人员公然违规聚餐感染等令人大跌眼镜的现象。作为重灾区，大阪府知事吉村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谢罪”。既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又破坏防疫工作的事，为何在日本屡禁不止？原本应率先垂范、争做“标兵”的公职人员，为何成为了屡跨雷池的“惯犯”？综合来看，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很日本”的。

首先，缺乏强制执行力的佛系抗疫措施早已令日本社会换上“麻木症”。迄今，日本政府出台的防疫措施不痛不痒，蜻蜓点水，难以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实现应有效果，疫情初期其本应成为优势的医疗基础能力和国民卫生习惯几近荡然无存。每天不得不在高压的职场环境中打拼的日本白领特别是公职人员中，从高官到基层，“思想滑坡”情况比比皆是。笔者认为，再往根本了说，是因为日本没有第一时间构建起以法律手段为保障的措施体系，从而也没能在第一时间让公职人员主动成为带头的“第一梯队”。

其次，疫情的潜在风险难抵根深蒂固的集团文化。疫情的持续扩散和不断反弹，早已成为日本严重的公共危机。日本当前疫情反弹的主要直接原因在于聚众就餐和聚众开展娱乐活动，政府的三令五申也无法让公职人员“管住嘴”，和日本深深植根于集团意识的社交文化密不可分。加班后的小酌、欢送会、迎新会、同窗会等等，疫情期间这些带有鲜明日本特点的社交活动没有太多实际控制。在这种鼎盛“聚”文化之下，居酒屋当起“逆行者”，虽不敢冒政府的“禁酒令”，但明文引导客人可“自带酒水”，这也深刻反映出，在众多的日本人心中，不参加“团建”带来的恐惧感，要远超病毒可能带来的风险。

最后，日本公职人员难“守贞守节”也和其男权主义有一定关系。日本的政客和公职人员向来难祛“丑闻”，近几年尤其突出。有公款出入高级风俗场所的，有大玩特玩特殊性癖店的，有权色交易和受贿的，包括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喝酒聚餐的，几乎全为男性。在这背后，日本公职人员中男性比重占压倒性多数，和日本男权主义无孔不入都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公职人员自身在所处社会和体制中拥有绝对性别优势，很容易形成对机制的漠视和蔑视，难以以身作则。

日本成为防疫抗疫的“后等生”，除了政府乏力的政策措施外，无法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的公职人员也“难逃其咎”。无论是疫情，还是其他的社会危机和挑战，起决定性作用，应当永远都是“人”，对此日本恐怕还需要多加思考。■